低碳经济是以能源的清洁开发与高效利用为基础，以低能耗、低排放为基本经济特征，顺应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要求的社会经济发展新模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第三，一些发达国家采取小院高墙政策，实行技术封锁，将部分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并实施芯片出口管制措施等。理性认识世界形势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近几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一直在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流是正常的，这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这也使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生产网络得到强化。产业转移本身也会给我们带来好处，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做中间产品等，有利于我们的产业链实现升级。2022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今年汽车出口还在快速增长。产业转移很正常，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资本仍然愿意进入中国，并在中国长期投资，是给中国经济投下了肯定票。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出口同比增长66.9%，出口覆盖面涉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此，虽然存在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即消费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快，产业互联网、制造业数字化进展慢，但整体上，中国的数实融合在这一时期更多表现出较强的创造效应以及可承受的破坏效应。
强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则凸显了数字产业的开放性和全球分工特征。尽管从长期看，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它意味着可以用更少投入获得更多产出，用更少劳动、更丰富的劳动资料、更广泛的劳动对象产出更多使用价值，从而带来国民财富的增长。2001年到2011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0.41万元增长到1.46万元，增长近三倍。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技术基础、发展阶段的国家，所经历的数字技术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在程度、范围和进程上存在明显差异。
对创新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例如系统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的投融资体系等，就会抑制创造性效应的释放。比如，在瘟疫、战争等特定因素冲击下产生的衰退，会进一步放大破坏性效应。
新创生部门的规模，以及新创生部门对传统部门的替代、破坏和补偿，最终决定了净创造效应。四对数实融合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带来的种种困难，不应悲观、退缩。简言之，消费互联网的创造性效应趋于减弱，但产业互联网的创造性效应尚未充分释放。二在新的技术浪潮重构原有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创造性效应直接体现为新分工、新部门、新业态的创造，以及未开发利用的资源被挖掘、利用和优化配置等方面，破坏性效应则体现为旧的分工、部门、业态被替代、转化，以及曾经的可用要素、可用资源的去价值化、去市场化等方面。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不断发展，数实融合开始从消费端延伸到生产端，从制造业延伸到农业，从过去少数行业、少数场景的点状融合，朝着更为广泛、充分和深入的一体化融合方向突破。如同蒸汽时代既改造手工作坊又产生蒸汽船、蒸汽机车和无数新的商业机会，电气化时代既重构蒸汽时代的制造业同时也发展出化学工业、内燃机等新的产业一样，通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重构既有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又漫长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不仅中国，而且先发工业化国家，从制造业到农业，从生产性服务业到生活性服务业，数实融合都正在普遍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是如何在释放创造性效应的同时，尽可能减少破坏性效应，使经济社会系统在新旧交替中保持稳定性。
在具体的政策供给上，释放数实融合的创造性力量，一是坚定不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领军企业和数字产业集群，统筹安全与发展，强化数实融合中数的推动力量。这也是1987年索洛提出索洛悖论（也称生产率悖论，即到处都看得见计算机，就是在生产率统计中却看不见计算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如法国经济学家阿吉翁指出的那样，创造性破坏意味着新的创新让以往的创新变得过时，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增长是新旧势力之间永恒斗争的舞台。由于这一时期房地产行业仍在高速发展中，线上对线下的替代效应被房地产溢价所缓冲。
在新技术的成熟度不够，以及互补性技术系统在规模和适用性上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协同共振前，创造性效应就没有那么强。但被替换或被破坏的部门，在宏观指标上，从增加值到就业，都会成为一种扣除，成为技术进步必须付出的社会成本。既要在面对破坏性效应时保障好就业、民生，又要在释放创造性效应时秉持生产力标准。电商、社交软件开始迅速兴起，并逐步从媒体、零售领域扩散到衣、食、住、行几乎无所不包的生活服务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计算机化更多是在改革开放后完成的补课。虽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但作为一个新结构的生成过程，在带来产业升级红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会产生破坏效应。
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就业群体，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主播等，要给予法律保护，使其有尊严、有保障、有发展，实现高质量就业。二是加强相关税收稽查和质量监管制度，严格依法界定相关市场范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内涵，维护市场秩序。
数实融合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经济发展不可能为了保留旧产业中的沉淀成本，而牺牲新技术的巨大创造性。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和数据中心的协同效应初步显现，实体部门的数字化正在进入扩散与深化阶段。
但创造性破坏发生在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并非一个线性的展开过程，这就使创造性破坏效应具有历史特定性。与此同时，产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推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形成，展示出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优势的同时，也使得一部分能力弱、资本缺和规模小的企业进入艰难的转型期，甚至不可避免地被淘汰。
在告别短缺经济的过程中，计算机化的展开过程并没有多少可资破坏的产业对象和商业模式，反而通过数量极少的企业体现出了信息时代强大的创造性效应。第一，在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后，消费互联网已开始进入慢车道。当前，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正在进入生产方式重构和产业体系调整的关键时期，对这一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特征和难点应有充分认识和预案。尽管如此，诸如IBM、苹果电脑和微软等企业在计算机化时代的崛起，依然为后续的数字技术创新奠定了先发优势。
数字化转型高度依赖于企业能力、资本投入和人才储备，在转型过程中，企业间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剧。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互联网化阶段，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完全不一样的创造性破坏效应。
三是针对融合过程中因落后生产方式、落后产能的淘汰可能产生的市场主体转型甚至退出的情况，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训，提升企业数字能力，引导其实现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应最大程度利用、盘活可能被淘汰的企业和部门的资产存量。化解新旧范式的转型困难，只能通过加快和放大新分工、新技术、新模式的创造性效应，抵消、覆盖和超过旧的生产范式被瓦解、被替代的破坏性效应，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持续动力。
创造性破坏就像自然选择机制一样，会保留那些适应新范式的企业，淘汰那些没有采纳新范式的企业。由于新旧替代和结构转换是一个长期过程，在不同时间段内所观察和测度到的熊彼特创造性比率（Schumpeter's creativity ratio，SCR），即扣除破坏效应之后的净创造效应占创造性效应的比值，也存在很大差异。
缓冲融合的破坏性力量，一是针对劳动力市场可能产生的结构调整，做好就业缓冲的政策预案。我国在这一领域，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国产化、自主化程度低，基础技术如边缘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国际竞争力较弱，部分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正处在艰难的爬坡攻关阶段，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数实融合创造性效应的释放。三在经历了计算机化、互联网化、移动互联网化数个阶段之后，数字技术在数据采集、生成、存储、计算和传输等环节均取得了对应的技术进步，开始进入万物互联的智能化时代。在融合前冠以深度二字，旨在强调融合不仅是单纯的技术扩散和应用，而且是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的重构，是依托数字技术基础重构经济体系，在怎样生产，用什么生产的层次上定义国民经济活动的内涵。
（作者：杨虎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3ZDA043〕阶段性成果）来源：《光明日报》2023年9月19日第11版 进入专题： 数实融合 。早期的计算机化尽管实现了算力和信息存储的巨大进步，完成了工场的办公室化，但单一的计算机技术并未获得多部门的正反馈支持，创造性效应的发生范围和力度都有限。
而对于这一时期接入互联网的中国而言，被替代和破坏的旧产业部门相当有限，但主动开放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却带来了明显的创造性效应，表现为沿海地区的产业园区、不断增长的对外贸易、日益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对于西方先发工业化国家而言，微电子化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生产组件和生产设备的模块化程度，互联网的兴起又使信息连接和传输突破了空间和地域限制，使企业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对生产链和供应链的监督、控制和管理，从而生产可以按成本原则在全球范围进行环节拆解，这直接导致了工厂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二是完善公共物品供给，不断提升从有形的数据基础设施到关涉数据治理、数据安全和数据确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的水平，充分发挥包括制度在内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在推进数实融合中的正外部效应，提升数实部门间的协同效应。这意味着，2011年移动互联网元年的到来，正值我国居民开始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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